编杏林春秋 传薪火不灭

李经纬今年已71岁，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，至今仍在岗位上工作。接过他递的名片，上面印着一串头衔，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华医史学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医史博物馆名誉馆长、中华医史杂志总编，看着怪吓人，然而采访却像聊家常，轻松随意。他言语谦和，思维活跃而缜密，年逾古稀的“李老”倒有几分像“老李”。谈起研究中医史的经历，李经纬感慨万千。1950年他考入了西北医学院，毕业后留校专攻胸外科。1956年，毛主席提出西医要学习中医，他作为卫生部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的学员赴苏州、南京、上海，向当地名中医学习。李经纬说：“我当初思想上对中医有抵触，认为它玄乎，不科学，只是出于服从组织分配，才去学中医。”两年半的实习，使他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，他用中医方法治疗“胆汁郁积性肝硬化”也取得很好效果。1958年9月，卫生部党组将这次实习情况总结成文呈送毛主席。总结中列举了许多“西学中”医案，学员中提到名字的仅他一人。说起这，他脸上露出几分孩子般的得意。毛主席正是看了这份总结，写下批语∶“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。”全国由此掀起“西学中”热潮。

研究班结业后。李经纬被留在了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。极力挽留他的是我国医史学研究的祖师爷陈邦贤。回忆这位已故恩师，李经纬有说不完的话。20世纪30年代，美国某医史学家在其所撰世界医学史著作中，中医史部分仅占少得可怜的几百字。中医学界有人致函指责，那位美国人坦率地说：你们中国人自己都不重视，不研究，又怎么能责怪别人呢？其实，早在1919年陈邦贤已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《中国医学史》。只不过当时未引起世人重视罢了。陈邦贤早年曾投书拜师于著名学者丁福保，学习中西医及医学史。他一生治学严谨，著述甚丰，尽管名望很大，但却生活俭朴，待人和蔼，对后学鼓励有加。李经纬陷入深深的怀念之中，仿佛恩师的精魂已附在身上。在陈邦贤等医史学前辈的指导下，李经纬潜入古医籍的海洋，领略了中医的博大精深。写下约5万字的《中国古代外科成就》，文中列举了古代中医外科在麻醉、骨移植、整形、肿瘤切除等许多走在世界前列的发明创造。力纠了时人所谓“西医外科好，中医内科好”的看法。竺可桢看后予以高度评价，推荐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办的《科学史集刊》第5期（1963）上。

几十年岁月沧桑。如今，李经纬已是我国医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。多年来，为发扬光大祖国医学：他焚膏继晷，伏案撰文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，同时牵头主编了数十种医史文献著作和工具书；他指导培养的马伯英、梁峻、朱建平等二十余名硕士、博士生已在医史学研究上崭露头角；他殚精竭虑，奔走呼吁，筹措恢复和发展了中华医史学会与《中华医史杂志》，创建和发展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和中国医史博物馆；他多次应邀赴美、英、德、日等国和我国台湾，与李约瑟、席文、文树德、满晰博、薮内清等国际著名医史学家进行学术交流，并曾拜访国民党元老陈立夫，探讨中医养生之道；1987至1999年，由原卫生部长陈敏章挂帅，李经纬作为常务副总编与程之范、蔡景峰等同仁共同组织编写并出版了4卷本《中国医学通史》，内地及港澳台100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其事。全书计400万字，收图900幅，记述了从远古到1996年的中国医学发展史。该书是我国有医学史著作以来涵盖面最广、图谱最全、最具权威性的著作，实现了医史学前辈们的多年宿愿。按说有此贡献，李经纬完全可以退休回家养花种草，含饴弄孙，或拿起画笔，重操旧业。上初中时，他已擅丹青，并曾是西安美协的会员。然而，中医学史事业的进一步开拓需要他。他自己也笑说忙惯了，闲不下来，况且有梦还未圆：他期盼能早日建成一座完全对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医史馆；他深信在新世纪里，祖国传统医学在世界上将大放异彩。